《亡明讲史》是台静农完成于抗战时期的历史小说，陈独秀曾经先睹为快。这部以清军灭明史事
为蓝本的演义之书，是一部危机之作，也是一本危险之作。台静农日后携书稿到台湾，在戒严的时
代里，当然心存顾忌。《亡明讲史》自此被束之高阁，直到 2020 年才正式出版。抗战期间流亡知识
分子颠沛流离，每有兴亡之叹。南明作为隐喻，此时又成焦点。台静农随性出入古今，从晚明看见
民国，从文明看见野蛮。他质疑历史大叙事“诗学正义”的可能。不过《亡明讲史》更应被置于文
学史与台氏的精神史脉络中加以看待，因为他的对话的对象不是别人，正是写作《故事新编》的鲁
迅。在这部迟到 80 年的抗战小说中，我们见证一位五四文人兼革命者的自我对话与转折。《亡明讲史》
正位于台静农生命转折点上，其内蕴的张力关乎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

鲁迅翻译马列主义文艺论著,在两个方面拓宽了自己的认知视阈:一是马克思主义,二是现代文艺思潮的脉动和无产阶级文学的勃兴。经过了这一番"窃火"活动,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思想资源,在丰富了鲁迅的认识的同时,也帮助他厘清和坚定了判断,使他渐渐认识到无产阶级革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作为灵魂的拯救者本身必须要经历过深沉而痛苦的精神挣扎,作为20世纪最苦的灵魂之一,鲁迅的牧领人角色独特性值得关注。但他的启蒙意义和基督教意义上的牧领话语到底有何瓜葛?它们之间如何契合,又存在怎样的逸出?同样我们又如何警惕(反)牧领和它的限制?该文力图考察牧领话语与鲁迅的复杂纠缠。

本文利用新发现的复旦大学档案馆藏许杰的一通遗札,对其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之前推荐欧阳维铸报考该校经济研究所研究生一事稍作钩沉,并以此为基本研究线索,参考其创作、文论及学生、助手等人的回忆文章,对其在复旦任教期间的文学教育实践及文学观念做一初步考察,以探究作为复旦大学教授的许杰的生平行止及与其创作、教育教学之关系,提出研究这一问题及展开《许杰全集》《许杰研究资料》《许杰年谱》等编纂、研究计划的重要性。

现代文学史上，鲁迅、黄裳曾经使用过赵令仪的笔名，但闻一多所编《现代诗钞》中收录的《马上吟》
的作者赵令仪，系当时云南大学学生赵继铎，他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笔名赵令一。他以这两个笔名
在当时报刊上，发表了不少有特色的诗文，其中诗歌方面既有《马上吟》等抗战题材作品，也有凝
聚他个体生命经验的浪漫抒情诗，且为数更多。赵令仪善用均齐的诗体来节制感情，并以浪漫主义
与现代主义的结合，使诗意隽永。

1982年3月底,我参加了在哈尔滨呼兰县城举行的大型"萧红创作学术研讨会"——萧红重返文学界视野后东北一次文化盛会。对萧红创作的研究正处在新的起点。此前香港学者公布了70年代末发现的萧红在港发表的短篇小说《后花园》《北中国》和长篇《马伯乐》第二部等难得文本;这些劫后遗珠补充了《呼兰河传》《小城三月》等力作,勾画出萧红后期文学创作的轮廓线,我感觉到,需要重新认识萧红这位盛年而殁的作家创作所达到的深度。

作为"世界性美学思维的载体",木心风格的形成就传统渊源而言是"多脉相承"。他将"意识流"小说技法用于汉语诗歌,在介乎"格律诗"与"自由诗"之间的形式缝隙里游刃有余地创作"对位"和弦。同时,木心的诗又是一种在语言的感性直觉与哲学的智性思辨之间取得微妙平衡的艺术。波德莱尔式的"矛盾修辞"和康德的"二律背反"构成木心透视人生的艺术手段和哲学依据,并以此来增进现代心智,践行"爱的艺术"。此外,木心"向后看"的审美现代性又与后辈学者的重新评估先秦诸子不谋而合,自然而然地承接先秦诸子的文化气脉,创造出最具文言古意而又脱尽陈腐之气的《诗经演》。种种诗学尝试证明木心绝非一个墨守成规的"文化标本"。

中国革命在 1920 年代后期开启了从城市到乡村的空间转移，来自城市的革命者和左翼作家必须
在心理上面对激进政治和物质贫乏、都市情感和乡土环境这些巨大的差异。本文在这样的背景下重
读丁玲延安时期备受争议之作《在医院中》，讨论延安革命文化中存在的“激情——耐心”的情感结
构，由此考察延安时期革命领袖和知识分子写作之中的“耐心”的话语。革命向来被视为充满强烈
情感支配的集体事业和个人追求，愤怒、恐惧和欲望等激情的表达方式构成了革命的情感强度。本
文发掘延安文化中存在的“耐心”话语来展示革命激情的另一种呈现形式。“耐心”是一种心理技术，
是控制情绪的力量，具体表现为专业主义的平静和从容，对他人的错误和局限的容忍，理解错综复
杂的世道人心的能力，同时也是长时间手工劳动的坚持。在乡村语境中的革命被赋予普遍全球意义
的同时，正是“耐心”的话语协调着激进革命与乡土语境的巨大鸿沟。

本文试图在长时段视野下打破固有的史学阐释框架,提出"平行—会合"的阐释范式和"两次文艺复兴"假说,即迄今中西各经历了两次"文艺复兴"运动,第一次始于唐宋变革之际,晚明则是第二次的起点,此后,中国从"主静"的世界迈进了"主动"的世界,西欧也同样经历了性质相近的两次文艺复兴运动。辛亥及五四,恰逢这两股性质相近的文艺复兴"会合",于是奏出了历史最强音,创造出了"力行实践"的伟大历史,鲁迅则是这一历史中最杰出的实践者与行动者。

回到中文，回到自身，探寻文学与自我的终极意义，是张爱玲“晚期风格”的基本特征。自传
体小说《小团圆》叙述盛九莉在没落贵族之家的感情成长史，以穿插藏闪、自由联想与蒙太奇手法
编织她的记忆碎片。她对爱情、亲情及自我的深刻剖露令人震惊，在对复杂人性与自我创伤的审视
中显示现代女性走向独立之途的意义。相对于张爱玲早期的闺阁文体这一现代主义记忆书写体现了
开阔而深邃、清彻而硬朗的晚期风格。另外须结合《红楼梦魇》《注译〈海上花〉》与《对照记》等
作品作综合探讨，在文学、思想、学术与图像的脉络中阐述张爱玲的“有情”的文学观念与历史意识，
她以“认识自己”的文学实践出色演绎了中国现代性，也是“最后的贵族”对文学与历史的自我救赎。

新感觉派作家穆时英关于内容与形式的理论表明他并非纯然的形式主义者，相反，他在创作实
践中最关注的恰恰是对作为内容的情绪的书写。面对左翼文坛的批评以及情感与理智难以自洽引发
的创作挑战，穆时英试图寻求更高维度的信仰来统摄自己的创作。1930 年代中期，他创作了一批具
有自我情绪影射性质的小说和散文，直面自身的精神危机并探寻可能的出路。穆时英通过对尼采学
说的吸纳，确立“战斗的英雄主义”信念并将之从个体生存和艺术创作领域推进到对民族斗争问题
的理解上，从而形成了与左翼的阶级斗争道路相异的另一条自我发展的路径。然而落实到具体的创
作实践，鼓吹生存和民族斗争的努力却在文本内部构成自我消解，并成为信仰的销蚀转向与创作力
衰竭的先兆。

丁玲在其“莎菲”时期的短篇小说创作，注目于后五四时代不同类型女性在现代都市中的生存
境遇、生命形态的描摹。第一类女性 ：幻想热烈、行动苍白。她们无意义的日常生活的循环，折射
着丁玲的生命无为之感，呈现其现代性的时空经验。第二类女性 ：或堕落或毁灭。丁玲通过这类女
性主体性幻象的破灭，勾勒资本对人性的异化，揭示人的伪善、虚饰及人际关系的互不理解与冷漠。
而延异于“Modern Girl”之外的第三类女性——走向公共空间的写作者，是丁玲早期短篇中出现的“新
主体”。她们所呈现的未来性维度，表征着作者与“虚无”相向而行。

《子夜》自1933年1月由开明书店出版至今,主要有三个版系:一是1933年1月至1951年12月开明书店版系;二是1952年9月至今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系;三是1982年7月至今的其它版系。这三个版系呈现出《子夜》出版的主要格局。《子夜》经开明到人文社截止2019年6月单行本的总印数2486800册,已知全部总印数2523800册。《子夜》的修改主要集中在人文社1954年4月版和1960年4月版,共修改1543处。其中,第十五章改动最多,为180处,约占全书改动的11.7%;第十九章改动最少,为39处,约占全书改动的2.5%。修改性质可分为四类:审美性修改、精确化修改、称名修改和外来语修改。前二类修改共1489处,占总修改比例的96.5%,后二类修改共54处,仅占总修改比例的3.5%。审美性修改中,关于标点符号的改动,不仅有提升文学性的用意,还有语言规范化的意图,但重要的几处字节句段的删改看似"合适宜"却有损情节的真实性与细节的丰富性;精确化修改总体准确生动,推敲到位,增强了文本的艺术表现力,体现出茅盾高超的语言艺术驾驭力;称名修改虽不成功却"合时宜";外来语修改在实现语境的通行化方面,各有得失。茅盾对《子夜》进行全方位的细致、认真且严谨的修改,其主要目的是为了使作品的艺术性更臻完善,兼及表述的"合适宜"与语境的通行化,虽有遗憾但得远大于失。

本文旨在探讨穆时英 1932 年发表的短篇小说《生活在海上的人们》背后的历史事实，并指出创
作题材源于 1930 年发生在浙江省舟山群岛六横岛的“六横暴动”，进而探讨穆时英所使用的历史资
料和小说文本之间的内在联系。该作品中，在某岛上居住的渔民和盐民为了反抗掌管渔业和制盐业
的乡绅而发动一场暴动，但最后以被县长的残酷镇压而落幕。本文根据 1920-30 年代的报纸记载以
及相关的历史资料，阐明了六横暴动与该小说的共同点。报纸中的部分记载源于弹压暴动的县长的
报告，但报纸中的书面语在小说中被改为粗暴的口语，这更贴近底层人民的语言及粗犷民风。这些
描写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与浙东地区的民风民情，深深地扎根于一个时代与地区的面貌。

中国新诗中存在着大量以“监狱”空间为主题的写作，体现着现代诗人在社会现实斗争中所面
临的严酷处境。被囚禁的诗人需要不断反抗权力机制对其施加的压力，受到作为信念之源的意识形
态号召而进行“革命人”的主体建构 ；在面临个体生命遭受迫害的极端境遇时，诗人在狱中的写作
同时又实践着意识形态的询唤功能，渴望着集体性的革命主体生成。他们的新诗文本在监狱空间的
写作机制下充满了复杂的多义性。诗人在监狱中通过想象逻辑来与死亡保持审视的距离，不断确证
其为革命而牺牲的崇高理想。监狱空间所引发的疾病与酷刑，促使了诗人对“身体”苦难的抒写，
最终以新诗文本的审美形式呈现了意识形态的内化过程。

鲁迅逝世后不久,文坛爆发了郭沫若、茅盾谁为"文坛领袖"的论争,孔另境、阿英、郭沫若等十余人参与其中。根据相关史料可以肯定地知道,郭沫若、茅盾当时都没有当"文坛领袖"的想法。通过梳理论争过程和检讨论争言行可以知道,此次论争爆发的原因是:尽管在外来因素干预下发表了《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文艺界因为"两个口号"论争而激化和表面化的矛盾并未消除,所以仅仅因为孔另境批评文坛现象的文章便导致"文坛领袖"论争的爆发。通过检讨刊载论争文章的载体可以知道,《大晚报·火炬》编者崔万秋,尽管通过此次论争使文坛呈现出"跃活之相",却使凭借外来因素暂时平息的文坛再次爆发论争,使其成为"两个口号"论争的"余波",可谓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立报·言林》的加入也应该这样看待。此次论争本身只有负面意义,它的正面意义在于其研究价值:通过考察此次论争,可以了解鲁迅逝世以后的文坛现状,从而知道之前对《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发表后文坛现状的看法是不正确的。

中国新诗中的颓废主义一脉向来乏人问津，职是之故，以翻译而著称的朱维基，其颓废主义的
诗歌实践便长期被湮没。为了敞现中国现代主义诗歌中实存的颓废面向，在厘清颓废主义概念的基
础上，本文从“绿社”的理念主张入手逐渐走近朱维基，首先辨析了他所承受的西方影响，然后从
官能描绘、身体主题以及死亡书写等方面对其诗歌的颓废特质予以重点探究。此项个案研究旨在表明，
颓废主义是中国现代主义诗歌中的重要一翼，只有充分意识到它的存在，才能将现代主义诗歌的研
究推向深入。

"鲁迅作品调整"之所以会从新课改问题升格为2010年前后的"鲁迅大撤退"讨论热,其实是公众对之前此起彼伏、愈演愈烈的"告别鲁迅"看法的集中表达,更深层次上则反映了特定群体对当代中国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的不同认识。其中中学教育界的"语文性"和公共思想界的"人文性",形成了尖锐的冲突,但是,双方都排斥教育的意识形态性和革命的合理性,最终割裂了人文性和工具性、革命鲁迅和启蒙鲁迅的有机统一,忽视了鲁迅思想与政治意识形态之间的内在关联。

1930年代女诗人徐芳的创作近年才为海峡两岸学界所关注,但对她作品的整理还有不少遗漏。本文梳理并解读新发现的5篇徐芳诗文。

晚清吴语写作的繁盛,是近代文学史上的重要现象。本文希望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晚清历史文献与海外圣经公会和传教差会的原始档案,梳理分析19世纪传教士吴语著译对处于同一历史时空中的沪上文人吴语文学创作产生影响的可能途径,进而探索近代从《何典》开始、包括数量庞大的传教士方言著译实践、最终以《海上花》为高峰的吴语文学创作热潮,是通过何种历史文化网络被联系在一起、并最终形成一种富有地方特色的文化传统的,以求对晚清方言文学的发展历程和清末民初文学语言变革获得更为深刻的理解。

中国现代作家鲁迅与日本现代作家太宰治在文学上联系密切,将鲁迅和太宰治的作品进行比较研究是一种很有意义的探索。我们以鲁迅最特别也是歧义最多的短篇小说《伤逝》和作为太宰治的代表作之一的中篇小说《斜阳》为研究对象,以叙述学理论为视角,对两篇作品中的四位元主人公的人物形象进行比较研究,并由此追踪涉迹,反观叙述者和视角人物复杂的精神世界,以期窥探作者的创作匠心和对爱情、婚姻以及人性的不同理解。

本文以翟永明《静安庄》为对象,探讨诗作本身的"否定"表象之内所蕴含的与社会环境的"依存"关系。本文先拆解作者与创作的意涵,再去理解"否定"对于作者创作的根本作用,进而凸显作品所包含的差异与对抗的性质。

徐燕谋是我国杰出的英语文学教育家,他强调语言的文学性,兼顾工具性,突出英语作品的文学魅力,展现语言背后的人文精神。其英语课堂教学热闹欢快、精致严谨、中西融贯,培养了一批批优秀人才。他对外语教育的贡献,还在于他主编了一批高质量的英语教材和注释读物。苏州桃坞中学的教会教育模式和光华大学英文部教授徐志摩的提携,对徐燕谋走英语文学教育道路影响很大。

木心最好的文学作品是诗,创作量最大的也是诗,故以身份言,木心首先当为诗人。据王净整理《木心著作版本知见录》(《梧桐影》"木心纪念专辑")辑录,大陆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木心诗集凡六种,占了已出13本文学著作中的近一半。这是只就书目而言,如就篇目言,则诗作数量排第一位是无可置疑的。

台静农先生早年以小说名世，生前未刊遗著《亡明讲史》一书现藏于台湾大学特藏组。《亡明讲
史》一书主要以明朝覆灭之际的时空环境为背景，前半写北京，后半写南京。全书情节的发展依序
大概可以区分为 ：（一）李自成入关之前，至崇祯帝自缢 ；（二）李自成部众在北京 ；（三）吴三桂引
清军入关，将李自成部众逐出北京，以九王爷进入北京城作结 ； （四）弘光帝在南京即位，朝政不纲，
史可法出镇扬州 ；（五）南方将领内部矛盾，扬州城破，史可法殉国 ；（六）南京降清，以豫王之宴
为全书总结。晚清以来，明清之际的各种话题经由各种文学形式加以书写流传，当时的历史一直是
知识阶层核心的关怀所寄。此书最初成于 1940 年，抗日战争最为艰苦的时期，台静农先生以此讽喻
时事的用心亦随处可见。

在冰心漫长的一生中,她笔下泰戈尔形象的变迁颇为曲折,经历了人-神-魔-人的轮回历程。泰戈尔作为"神"与"魔"的两极形象折射出文学的体制化生成和历史真实的缺失,其作为"人"的形象的重现显示了现代文学的内在生命力和作家对于内心真实感受表达自由的重拾。

女作家写女性的故事,表达女性的自我意识,是女性主义文学致力的写作方向。严歌苓一向喜写女性,其长篇小说《第九个寡妇》便是以寡妇王葡萄的生活为叙述内容。本文即从女性中心的写作方向入手,研析这部作品。论文首先从文题切入,评论各家说法,解说"第九个寡妇"蕴含的意义。此外,此篇小说如何以女性视角响应或反击一向主导的男性视角,及以脚上穿戴作聚焦表达,均为论述重点。至于女主角怎样发挥女性智慧,在艰难的政治及生存环境下从容存活,同样会加以探讨。叙述对身体的重视,藉以反映问题及建构女性的生存空间,亦是论文的剖析重心。最后,希望带出的讨论是,这部小说结连民间传说,超越现实,以想象方式,建立女性神话传奇的叙述方式。

李劼人的历史小说以独特笔法,把政治事件进程与角色私人生活并置对照,从而把昔日庸常生活之永恒变异,完美地融入到了小说的叙事架构之中。虽然他的写作不断受着国家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纠缠,但作为历史小说家,李劼人仍努力在叙事的夹缝中,发挥他的想象力,维系了他对历史忠诚的道德良知。

本文通过对齐邦媛文学世界的梳理与诠释,指出文学恰是齐邦媛回应1949年历史大断裂的主要手段。通过对"外省人"在台生活经验与文学书写予以不同层次的刻画与评介,齐邦媛在历史迷魅与意识形态依旧难分难解的当下,用文学开辟出一条通往历史现场以及历史亲历者心灵的新路。然而,受制于战争思维模式的影响,这种基于人性的文学对话与历史反思在当今的大陆学界尚属罕见。若想真正从1949年历史断裂的伤痕之中超拔而出,营造起一个平等互谅的两岸对话空间,学界的内省工作依旧任重道远。

鲁迅手稿选集的出版,出于特定时代特定思想文化斗争的需要。通过手稿、初版本、全集的汇校,可以查找到许多异文。这些异文透漏出这样的信息,即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鲁迅全集》在编辑体例上是不够充分严格的,存在着不统一和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