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结合新见鹿地亘家书和相关日文资料，一方面对迄今为止未被学界重视的鹿地亘对鲁迅作品的同时代译介进行全面梳理，填补鲁迅及中国近现代作家作品的日译研究空白之处，确立鹿地亘作为鲁迅文学重要译者之一的地位。在此基础上考察鹿地亘的译文选择和他对鲁迅文学思想中“情热面的独特感知。如此热情与激情，不仅是鹿地亘在文学道路和反战道路上的指明灯，也是带领鲁迅及众多文学家不断斗争奋进的精神;另一方面通过考释鹿地亘家书所见鹿地亘与鲁迅的交往细节和《大鲁迅全集》的成立始末，解读鹿地亘对鲁迅的特殊情感和他成长为一名中国文学研究者的历程，在还原文学现场的同时，深化对两者之间关系和文学活动的研究。

林白《一个人的战争》有较为丰富的版本谱系，但在其版本流变过程中，有多次彰明较著的重要修改。这些修改涉及面极其广泛，不过主要有意围绕欲望书写做内容与艺术的调整。林白在《一个人的战争》版本流变中所表现出的文学行为，隐含创作主体在激进文学场域中艰难的调适，持久的场域调适蕴含作家自1990年代以来有意识的自我经典化，尤其是对商业化进程中媚俗倾向的虚化，以及对其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女性主义作家身份的伦理确认。此外，封面、前言、后记、附录、插图等“副文本”成为文本或隐或显的注解，参与进《一个人的战争》版本流变的意义空间。将版本变迁中的《一个人的战争》与其类文本对读，可以深入体察林白复杂而微妙的文学行为及其意义。

1930年创刊的《中学生》，作为民国时期发行量最高的学生杂志，它是后五四时期不同青年启蒙话语竞逐的平台。在1930年代，杂志以文学为主旨，致力于文艺青年的培养与塑造。抗战爆发，杂志以战时半月刊的形式倡议“救亡”。1945年后，《中学生》积极地融入民主运动，成为了配合中国共产党国统区文化斗争的“第三线杂志”。上海解放后，杂志选择与北平的《进步青年》合并，并毅然以后者为刊名，致力于推动青年思想改造。随着出版政治面相成为新政府的核心考量，以及社会主义新人培养与新型国家建构的高度融合，《中学生》最终于1953年褪去杂志色彩，转变为纯粹的学习辅导刊物。

抗战时期，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从历史中吸收抵御外辱的经验教训，发掘民族优秀精神文化资源，书写抵御外族入侵的民族英雄以鼓舞民众抗战精神，成为文化抵抗的重中之重。正是在此影响下，在民族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明季时期抵抗外族入侵的历史进入诸多知识分子的视野，出现了一个“南明史”研究和明季“忠臣义士”的书写热。作为一种抵抗,“异族”侵略的象征，知识分子将目光投诸明季历史，出版史籍、开展南明史研究和忠臣英烈的书写，实与鼓舞民众抵抗日本侵略，抗战建国的政治要求密切相关。从中也可以一窥政治文化与历史文化记忆之间的互动。

冯至在抗战流亡中与杜甫发生共鸣，进而写诗作传称颂其为“圣者”。“圣者”在当时具有特殊性，其意在突出杜甫的超越性及对现代人的示范意义。50年代初冯至重写《杜甫传》，杜甫则由“圣者”转变为爱国诗人、人民诗人，诗人的主体性特征亦随之变化。1962年，冯至又有三篇文章还原《杜甫传》中有所压抑的表达，另有小说《白发生黑丝》展示当下杜甫想象。冯至关于杜甫的不同想象，构成了个人与时代关系的投射。这种诗人形象想象的背后，还关涉现代文学观念总的价值取向以及现代人的突出、主体性的突显。

虽然20世纪50-60年代中国的文史研究往往强调“厚今薄古”，但是对于“古”的书写又时常作为象征行为出现，这一行为不可仅仅化约为作者个人意图的展现，毋宁说是对于更广泛的社会主义文化问题的回应。陈翔鹤创作于1960年代初的《陶渊明写(挽歌〉》与《广陵散》正可作如是解读参考当时的批评者所指认的核心问题，两篇小说所具有的对话性质也得到了揭示:陶渊明对生死的看法与革命者的生命观构成了富有意味的对照嵇康受刑前弹奏《广陵散》所带来的效果，则似乎在提示社会主义实践需要适当调整情感与政教之间的关系。由此陈翔鹤的历史小说拥有了一种别样的“古为今用”意味，也暗示出知识阶级难以真正“解脱”的东西。

面对基因编辑技术的现实挑战与未来风,险，我国已制定从严规制基因编辑的法律和伦理规范。然而上述规范没有充分思考基因编辑的社会后果与未来潜能，因而可能难以真正“规制”基因治疗和人类增强等技术的未来发展。有关基因编辑的科幻小说可被视为一种法学思想实验，通过构造难以通过实证法条阐释或法律实践经验直接研究的法学思维场景，充分调动未来立法的“想象力”，以王晋康，刘慈欣、巴奇加点皮创作的基因编辑科幻小说为主要对象，以思想实验为方法，可以探索不同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场景下的基因编辑的多样可能性，批判性反思以“人权”为核心的当下基因编辑伦理与立法，启发和协助人类探索基因编辑未来立法的可能方案，超越新人类与人类“丰奴斗争”的历史反复，为来临中的新旧人类大同社会未雨绸缪。

科学幻想是一种文化实践。在传统的以科幻文本为核心的文!研究方法中，其面向现实的实践潜力难以得到彰显。科幻人类学通过将科学与幻想并想象力、统摄性和贯穿性的理论进路。它能够使得科幻中所内蕴的人类想象与建构未置连通，对科幻进行整体性的研究，从而提供了一种更加具来的实践得到更加充分的解析和讨论。这一思路源自人类学科幻交融互鉴的历史，在研究当代科技文化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人类科学实践的历史，科幻文本及其生成的环境与过程，以及虚构想象对现!的建构，共同构成了科幻人类学的研究对象。火星探索这一重要的科技实践和科幻母为科学幻想载体的科幻便打破了文本的禁锢，而人类学也超越了对世界进行平面描写题，正是科幻人类学应用的极佳案例。在这样的视野之下，的藩篱，二者共同成为人类建构未来的文化实践的组成部分。

计算批评是一种融合了定量计算和阐释批评的文学研究范式，它的目标是让计算直面情节叙事、艺术风格等高层次的文学问题，这其中，数字细读是必不可少的方法。数字细读通过将阅读媒介从传统细读的文学了本和他人研究扩展到指标、图像、数据和算法等方面，可以有效地提升量化指标构和趋势，并最终服务于高层文学概念的建模分析。科幻文学作为当前中国备受的合理性，在数据和文学意义之间建立关联，发现文本中的隐藏结关注的一个重要文学类型，对其进行的计算批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从整体上了解这一文类的发展现状和趋势，发现其自身所隐藏的结构性特征，也有助于研究者了解、熟悉和改进数字细读这一新的文学研究范式。

科幻不仅是一种文类，更是文化批评实践。科幻的鸟托邦想象重构当下的时间体验，回溯过去、遥想未来。科幻批评与生态思想联手，揭示人与自然的对立、互动、共进与和谐。“人类世”话语将古今人类生产方式笼统定罪为环境恶化元凶，唯物史观则揭示其非历史局限。传统“道器合一的思想，批评工具理性统治自然、排斥人文价值。马克思“新陈代谢断裂”的生态观，阐发了资本科技发展剥夺劳动者生命、破坏自然环境、导致异化劳动。法兰克福学派的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借古讽今，重述神话思维和乌托邦以超越技术理性和资本，重启前现代人与自然相依为命的灵韵体验这些理论可以阐发科幻中的自然、技术、劳动与生态议题，为科幻文学批评助力。

科幻曾经是一个“怀才不遇”的边缘文类，“灰姑娘”“寂寞的伏兵”等自谑折射了这种境况。新世纪以来，在“《三体》热”、雨果奖、“中国科幻电影元年”以及AlphaGo笑傲棋坛、基因编辑婴儿横空出世、元宇宙风靡世界、ChatGPT改写生活等多个技术冲击波的影响下，科幻的生存境况已经发生了根本改善。不过，超乎寻常的改变总是令人一则以喜，一则以惧。

80年代文学的写作场域中有一系列关于改革、启蒙和现代化的基本概念，也生产出了对上述基本概念的质疑和反思。通过对80年代文学史的重新梳的“自主性”，成为一个可以被各方征用的思想资源:一方面被用于质疑公领域的理，可以发现80年代文学中由于形式创新上“向内转”而生发出组织管理，另一方面也可以反抗市场经济的过度扩张;在解构理想主义的同时，也拆解了日常生活的价值，最终抵达“众声哗”的90年代。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作家协会的内部刊物《作家通讯》是一份重要而“神秘”的刊物，目前已成为十七年文学研究中的稀见史料。1959年，郭摘要:小川作为作协秘书长分管《作家通讯》工作，在这份刊物上发表了传达作协官方意志的十余篇短论。然而，同年未的批判运动中代集体发言的短论却被视为部小儿个人的错误言论遭到点名批评，中新发现的这组佚文可知，从传达集体意志到个人错误言论之间的转移，揭示了郭小川的“短论写作不仅对于郭小川研究有史料价值，而且为考察当代文学生产与组织方式提供一种独特视角。

在经历了上半年的“三:一八”惨案及《京报》邵飘萍被害案后，1926年下半年北平的文化空气持续恶化。8月，枪杀《社会日报》主编林白水，逮摘要:捕《世界日报》主编成舍我，孙伏园、鲁迅、川岛等乃相继南下，而周作人留住北平如故。此亦可谓“苦住”矣。9月，任可澄率军警武装接收女师大，周作人仍为撰文批评诸事，且为女师大事奔走，然力量已趋低落，盖在高压的文化政策下，知识分子星散，批评的力量已然无法凝聚也。11月作《陶庵梦忆序》一篇，表彰明朝文人反抗礼法的态度。这也是当社会的批评受到压制之际，周作人对于知识分子功能的一种自我调适。自此以后，他遂逐渐由社会的批评转向文明的批评，为1930年代的笔记体写作，提供了变化的基础。

 许广平:“李小辉”;旁听生;华侨;华侨旁听生:《两地书》

在世界范围内，公共媒体的“鲁迅叙事”肇始于1909年《日本及日本人》(半月刊，东京)刊载的记事《文艺杂事》。日本学者藤井省三在1980摘要:年著文披露《文艺杂事》有关鲁迅兄弟译介出版《域外小说集》的一则文字，为鲁迅研究史提供了极有纪念意义的史料。其他未有介绍的内容涉及文豪森鸥外的小说新作、福本日南的历史小说、丸善书店的经营变革、政治家的治丧通知、新闻媒体对社会趣闻的处理、东京学者对言文一致体写作的执着以及商业资本与文学的勾连等，五光十色，呈现了1909年春鲁迅归国前夕东京缤纷文艺界的片羽吉光，对切实把握留日时期鲁迅置身之日本语境大有裨益。《文艺杂事》整体实为“后期东京鲁迅”的重要文艺现场史料。

鲁迅和周作人都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人物，他们的观念既有相同相近的一面，也有着明显差异的一面。他们都是从早年就开始探索“人”的概念内涵与意义，他们的文学作品与社会批评及文明批评，反映了他们对“人”的观念的独特见解，这种观念也对他们本身的价值取向和人生道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两人早年踏上文学道路之初，就聚焦于对“人”的思考，两人的人生策略与国家及社会进步方略，也紧紧围绕“人”展开，而两人最终的决裂，也仍然没有离开“人”的思考，决裂之后，他们也仍然没有停止对人的意义的思考。但各自的思路与取向逐渐分离，这对他们的人生道路也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两人的最终结局也是与此密切相关的。

鲁迅所译的《壁下译丛》和《现代新兴文学的诸问题》是他以译介实践对“革命文学论争”做出的回应。鲁迅以“绍介”与“主张”为经纬设计了《壁下译丛》的结构，“绍介”类的文章拉出了一条西洋文艺思潮如何传入日本文坛的纵向线索;“主张”类的文章则呈现日本文艺批评者、创作者如何吸取、转化、抵抗和回应这些文艺思潮而提出主张的向线索。相较于直接投入无产阶级文学运动而言，以翻译介入论争或许是一种“学院派”式的态度，但鲁迅却以他在论争后的一系列译介实践说明这是建设无产阶级文学不可或缺的基础。鲁迅也特别看重片上伸基于学者身份所进行的知识工作，在《壁下译丛》特意介绍他与有岛武郎关于“宣言一篇”的论争，同时也着手翻译他的《现代新兴文学的诸问题》，试图借着对无产阶级文学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剖析，打破这些主义只停留在空洞的符号而没有实际内容的状态。

本文在鲁迅参与翻译过《巴黎的忧郁》中八首散文诗的已知前提下，重新审视《野草》与周氏兄弟合作及失和的关系，以及它与《巴黎的忧郁》的究《野草》对《巴黎的忧郁》的具体借鉴方式，如吸收散文诗理念、借鉴框架形式互文关系。通过对两本散文诗集中的关联篇目进行对读比较，探人物及情境设置等，并考察《野草》的创造性转化，如改写、-写等多种重写策略的运用与思想内涵的拓展。

“奴隶”意识是鲁迅一生创作的重要出发点，而“降虏”是其“奴隶”意识的深层内涵。鲁迅南京求学期间的“骑马事件”激发了他的降虏意识其早期创作《斯巴达之魂》显示了他与降虏身份的和解和进一步破除之道。“降虏”问题萦绕了鲁迅一生，极大地影响了他的行动和创作。

《希望》写的应该是鲁迅的一种心理期待希望青年摆脱消沉，积极奋起，或者是因为失望于青年之消沉，而寄希望于身。然而不是。"《希望》并没有正面摘要:如果从字面理解，写希望，它写的是鲁迅对所谓希望的认识，写的是由这种认而产生的一种心理，失望乃至绝望的心理，以及由这种心理而引发的一种人感受、人生态度、人生选择和人生哲学。

《自言自语·我的兄弟》以及鲁迅和周作人、周建人的兄弟关系，可观为《野草·风筝》的“内典”(鲁迅本人作品之间的互文性)与“今典”(鲁迅作品涉及其现实生活的公私两面)，而在《风筝》文本的背景深处还有大量“外典”(“域外典故”)，这主要包括鲁迅翻译的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以及该书提到的佛洛伊德、卡尔·荣格的学说，鲁迅所译上野阳一和高岛平三郎的四篇论文，以及周作人所译(鲁迅高度参与)志贺直哉小说《清兵卫与壶卢》。《风筝》篇幅短小，却充分体现了鲁迅所谓国民精神之发扬，与世界识见之广博有所属”的新文化建设之基本理念。

尼采对鲁迅的影响，显著而深刻。首先，鲁迅自云，这种影响20年代未以后有所消退，此说基本为研究者所认同;本文认为，尼采的影响贯彻鲁迅生。其次，一般对尼采之于鲁迅的影响研究，主要是研究思想上的影响，而对鲁迅创作中所体现的尼采影响，研究很少。本文具体分析、论证《狂人日记》与尼采--尤其是《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思想和艺术的关系。先略论鲁迅与尼采之始终，作为全文的引论，这是为了更清楚地揭示《狂人日记》中来自尼采的思想影响在鲁迅整个创作和思想之中的特殊地位和意义。

大众及其相关现象的涌现构成了20世纪中国不同以往的历史特正，透过文学和语言追踪大众概念的生成是理解这一时代的社会和政治肌理和动逻辑的重要路径。齐晓红的新著《文学、语言与大众政治》以“大众”为关键词，将现代中国学的发生发展与大众的形成过程相互链接，也反过来从文学与语言的视角阐举现代中国的大众问题。这一双重视角赋予了这部作品强烈的历史感，也使得这项立足于文学史脉终的研究获得更为深广的意义。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新文学急剧分化，“无产阶级文在“方向转换”的大众化目标推动下摘要:革命文学激进地在表现主题和创作方法上作出一系列变革文艺的意识形态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调。值得指出的是，此时无产阶级文学以及其它各类“新兴文学”(新感觉派、现代主义等)的涌现，与西方社会科学思潮的影响有着不可分的关系。正如马克思主义、福本主义之于无产阶级文学，精神分析、现代医学之于新感觉派，社会科学理论的引入使文学家们对资本主义生活的体验变得敏锐起来，他们开始审视资本主义的技术、物质、情感以及自我和他者的关系，借助社会科学所带来的批判性分析视角，“新兴文学”在审美先锋性的探索上取得了可观的成绩。

在探究语音中心主义的历史根源，讨论现代语言科学与民族国家之建立的内在关联时，柄谷行人指出:“并非语言学家本身做出了什么政治举动，仅仅是将语言学的认识奉为科学，就发挥了无上的政治性功能。""即便撒开“现代文学”与“国语运动”的整体性关联，不在柄谷行人所说的“现代语言一文学”这种历史事物本身的“形式”层面上，而把问题简化到极致，在最粗糙的意义上，从题材、内容和情感的角度来讨论问题,“现代文学”与“现代中国”的历史形成之间复杂关联，也远远超出了通常的想象。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这一理论与思想命题是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念方法的基础上，在新的历史条件进行的一种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探索，是对此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等重要命题的总结与超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突出的是克思主义的普遍性与中国的特殊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突出的是“中国特色”，视野仍然是外在的，而中国式现代化突出的是“中国式”，即中国本来固有的，更加突显了中国的主体性、主动性与主导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