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以英文期刊为特征的中国世界主义就终结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战后以及1949年以后，不再有传播、翻译以及跨国、跨地区的实践。更确切地说，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世界主义会产生它自己因地制宜的特殊形式。在1945年6月《二十世纪》（The XXth Century）杂志的终刊号上，梅奈特（Mehnert）声称虽然“第三帝国已死”，“德意志民族仍在并将长存”。同期杂志上还有他的另外一篇文章，探讨了几位同时代的苏联作家，他们的作品不符合苏联的政党路线，而是像冷战之中乃至之前的许多西方自由派作家对苏联的认识一样,呈现出幻灭倾向。据Tina Chen的研究，苏联电影与其它流行文化在1950年代的中国盛极一时，它们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在于塑造的“不仅是革命自觉，还有对于中国、未来和‘全球’的理解。”这些苏联电影可被视为国际主义（Internationalism）的范例，“同时包含有国家架构、边界以及世界革命秩序的组成部分。”1949年之后，《中国评论周报》、《天下》以及1930年代的左翼国际主义杂志的一些作者与编辑，诸如Jack Chen ，他们或从海外归来，或留在大陆。如果旅行和传播是中国世界主义的譬喻，那么，这些英语杂志的编者们或暂时或永久地移居他地的经历仍值得探讨，在外在于中国大陆的地方，他们所实践和体现的文化又与当地构成了不同的关系。我将讨论《天下》的编者之一姚克的作品，他在香港文化实践正是上述英语媒介的世界主义延伸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