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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 第4卷, 第3期 刊出日期:2012-0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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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作人研究专辑
  • 周作人
    现代中文学刊. 2012, 4(3):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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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周作人
    现代中文学刊. 2012, 4(3):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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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朱晓江
    现代中文学刊. 2012, 4(3): 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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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目前的周作人研究中,学界普遍认为在1927年前后,周的文化立场实现了由积极战斗到消极退隐的转折。这种文化立场上的转折或对立,也被简约地描述为“叛徒”与“隐士”、“匪气”与“绅士气”,或者文风上“浮躁凌厉”与“平淡冲和”之间的对立,表征着周氏人生立场或价值上的逆转与倒退。然而如果从周氏写作的内在理路,即从其时事之文的价值关怀,以及与随后笔记体写作的思想主旨的比较来看,那么,1927年前后的变化其实并不构成这样一种二元对立的关系,而呈现出一种价值上的坚守与延续。对周作人来说,无论是直接关注现实的时事之文,或是从古人的笔记文字中寻求写作材料,其关怀大都在于探索一种他理想中的新的文明与社会秩序,即对于人类正当生活的追求。更确切地说,在周的时事之文里,我们一方面能够读到他对现实社会中某些力量(比如政治、为群众多数所支持的观念)对于人的生活的控制(尤其是思想控制)的反抗,另一方面,在这些反抗运动的背后,又隐埋着他对社会复古势力的警惕,从而展示出他对野蛮文明遗留的批判;而在他的笔记体散文里,则看到他通过对历史幽暗意识(实即同样是野蛮文明)的批评,进而提倡一种富于“人情物理”的社会秩序与文明。
  • 陈文辉
    现代中文学刊. 2012, 4(3): 1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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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作人抗战前后的散文创作受到诸多内外因素的影响,尤其是士大夫文人传统的制约。当时中华民族遭受灭顶之灾的局势,激发了周作人对晚明文化的价值重估,使他在1933年之后从对晚明小品的鉴赏转为对晚明士习乃至整个士大夫文人传统的批判,进行了一次类似明清之际实学思潮的转向。他的散文创作随之由标榜“性情的流露”的晚明小品,改而推崇 “疾虚妄,重情理”的清代学者之文。这使得周作人的创作道路悖离他曾提倡的“言志”,而向他所反对甚至憎恶的“载道”回归。但是这种变迁又完全可以在周作人的性格与早期阅读中――在对题跋文字与箴规家训的偏嗜与迷恋中所表现出来的“才子”与“道学家”的双重倾向――找到发生的内在依据。
  • 高恒文
    现代中文学刊. 2012, 4(3): 2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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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周作人四大弟子之一的沈启无,始终没有取得同门俞平伯、废名等人的文学和学术成就;他的文章从文体到语言、思想,一直难脱周作人窠臼。沈帮助林语堂鼓吹“幽默”、“性灵”、“闲适”之举,实难获以周作人为代表的京派文人的认同。当然,沈启无与周作人关系的分水岭,应推“破门”事件和“反动老作家”事件。沈的作为,当然对周作人并无善意。而周作人大题小做,痛打落水狗,其实是颇有深意存焉。通过扩大这一事件,周作人试图塑造其“下水”却未“亲日”、“附逆”并不“附日”的形象,以便为自己留一后路。沈启无则不过是周作人声东击西式的自我辩白的牺牲品而已,是被他利用的工具。
  • 止庵
    现代中文学刊. 2012, 4(3): 3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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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986年《文教资料》第4期上发表的一组“关于周作人的一些史料”开始,关于周作人抗战期间担任伪职行为的史料研究一直颇具争议。时隔二十多年,没有了当时特殊的政治背景,今天的我们可以冷静客观地看待那批材料。并且加之又一批新的史料出土,关于周作人担任伪职的这一行为或许可以得到新的阐释。
  • 汪成法
    现代中文学刊. 2012, 4(3): 4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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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现代文学研究界公认的《新青年》中四篇署名“鲁迅”的“随感录”之外,另外还有一篇署名“鲁迅”的《关于(拳术与拳匪)》的“通讯”很可能也是周作人所作。但学界不应过于强调作品的确切归属而将其从鲁迅名下除去。 
     
  • 徐从辉
    现代中文学刊. 2012, 4(3): 4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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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0年代以来文学研究专辑
  • 贺桂梅, 徐志伟
    现代中文学刊. 2012, 4(3): 4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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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程光炜
    现代中文学刊. 2012, 4(3): 5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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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从“富士康事件”为代表的当下历史语境出发,重读路遥写于三十年前的《人生》,通过对于高加林、巧珍、黄亚萍的人物分析,重思劳动的尊严和意义,以及由此代表的历史断裂中的人性的抉择。《人生》不仅表现了城市化进程和矛盾,更是写出人在时代巨变的漩涡中如何奋斗与挣扎。一代又一代青年人的命运,嵌入中国社会之改造的困难和漫长征途。就《人生》来说,路遥讲述了三个失败者的故事。
  • 陈华积
    现代中文学刊. 2012, 4(3): 6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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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年代初的“潘晓讨论”关于人生价值观的讨论在社会各阶层中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尤其是对路遥这样具有浓厚黄土地情结的作家产生了很大的观念冲击。作为对“潘晓事件”中提出社会价值观问题的回应,路遥在《人生》中以文学的手法初步表达了自己的声音和立场。“高加林”所负载的新一代青年形象是80年代青年的缩影,同时也是路遥处于历史变革期价值观念相互冲突的反映,《人生》在揭露时代矛盾的同时,也暴露出路遥创作的价值取向。本文通过对《人生》的细读分析,进一步揭示出路遥与80年代的矛盾与冲突。 
     
  • 杨小滨(作者) 愚人(译者)
    现代中文学刊. 2012, 4(3): 7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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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原的小说开启了中国先锋叙事的先河。本文分析了马原的小说叙事中几个最具代表性的面向,包括叙事的自我分裂与瓦解,叙事的自我指涉与缠绕等。通过对马原小说的解读,本文探讨了这样的叙事实验所体现的后现代主体性,而这种主体的姿态又是如何挑战了绝对完整的主流话语模式的。本文的后半部分也尝试将马原小说叙事的风格与批判理论和解构理论作一个连接,以期探索后现代主义的基本要素。
  • 陈丹丹
    现代中文学刊. 2012, 4(3): 7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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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戏”、“舞台”、“戏子”与“看戏的人”是张爱玲与严歌苓笔下不断出现的主题。本文即探讨这两位作家如何通过写“戏”,构筑各自想象中的、“戏剧化”的“中国”。比较之后不难发现,张爱玲的笔触是向内的,严歌苓的视角是向外的。在张爱玲笔下,“戏台”上的“中国”,被“抽象化”为两个层面:一,深具原始性、抽象性、无时间性;二,是封闭的、自给自足的“道德世界”。张爱玲对“戏台”上之“中国”的构筑,包含了她对“现代性”的反省与回应;严歌苓所编织的“戏剧化”的“中国故事”,则如同《白蛇》中所重点描写的舞者走样的身体,意味着一种“扭曲”的美学,一种“东方奇观”。 
     
  • 陈诗雨
    现代中文学刊. 2012, 4(3): 8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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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开始,无论在官方还是民间的文化想象与表述中,“春”都迅速成为对抗文革“严冬”的经典符号;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该词的文化政治含义得到进一步确立。80年代到90年代初的文学创作,从某种程度上说,可以被概括为一个想象春天、体验春天、解释春天、构建春天的过程。本文选择该时期部分使用“春”符号的文学作品进行解读,并对与这些文本相关的重要文学史现象做出分析,通过探索“春”在文学作品与权力话语间的种种互动关系,试图重新思考80年代文学活动的审美意识形态性。
  • 黄平
    现代中文学刊. 2012, 4(3): 9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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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借助福柯《规训与惩罚》中对“全景敞视建筑”以及“全景敞视主义的规训—机制”的相关论述,从王小波在《黑铁时代》里对“黑铁公寓”的描写入手,梳理王小波作品中的“福柯场景”。在此基础上反思王小波“压迫/自由”的主题,这不仅仅指向“王权专制”,也指向包括“技术专制”在内的“现代性压迫”。
  • 雷勤风
    现代中文学刊. 2012, 4(3): 99-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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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华的小说《兄弟》,属于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史堪称丰富的闹剧谱系。这部小说在通过亲情、忠诚、背叛这样的主题来探讨处于动态的人际关系的过程中,也展现了一幅处于癫狂中的当代社会的奇异图景。《兄弟》有两个显著特点:李光头所体现的混世魔王/骗子(trickster)形象;以及作者在闹剧的框架下对各种语体的处理。通过种种手法,余华在他的闹剧里加入了现实主义、戏仿(parody)、悲剧这些元素。由于小说是如此频繁地在(悲剧和喜剧)语体之间转换,因此可以说《兄弟》是由众多乐章组成的一部交响乐。然而狂欢的范式却无法解释书中过于简单的并置手法,这可以说是小说最大的败笔。
  • 批评
  • 朱生坚
    现代中文学刊. 2012, 4(3): 104-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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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书评
  • 张晓红
    现代中文学刊. 2012, 4(3): 112-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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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故荷兰学者杜威·佛克马(1931—2011)在比较文学界声名显赫,但在汉学界却不为周知。其汉学方面的代表性成果Literary Doctrineand Soviet Influences1956-1960(1965)蛰伏四十多年,2011年才重新浮出历史地表。在苏州大学季进教授的推动下,翻译和出版工作于2005年启动,中译本完稿后,颇费周折,辗转几家出版社,最终以《中国文学和苏联影响(1956—1960)》(季进、聂友军译)为书名,被收入程光炜教授主编的“当代文学史研究丛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付梓。